2014年10月23-24日，由ChinaBio主办，BioBAY及常熟苏虞生物医药产业园承办的全球生物医药领导人年会在苏州常熟市举行。

10月23日下午，由新浪网、每日经济新闻、生物探索等5家媒体对来自生物医药领域的4位代表（和记黄埔公司的吴振平先生、BioBAY的庞俊勇先生、原BioBAY孵化企业、现落户苏虞生物医药产业园的纳微科技的江必旺先生、开拓药业童友之先生）进行了群访，话题主要围绕在“项目孵化——成果产业化——企业与园区对接”展开讨论。

和记黄埔医药吴振平

和记黄埔医药吴振平：我来自于和记黄埔医药上海有限公司。不过我现在兼任2个岗位：一个是上海和记黄埔公司的副总裁；另一个是在生物纳米科技园的和记黄埔（苏州）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和记黄埔医药公司是李嘉诚先生投资的做创新药研发的这样一家企业，当然了前期一直做研发。我们最终的目标是不光做研发，我们是希望成为集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医药公司。我们目的就是把创新药投放到市场，造福病人和社会。

BioBAY总裁庞俊勇

BioBAY总裁庞俊勇：各位好！我现在目前也是担任两个职务：一是生物纳米园BioBAY的总裁（BioBAY是专门为生物纳米产业建立的专业孵化器）；二是是苏虞生物医药公司的总经理。BioBAY也希望打造成产业化基地，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在苏州建立了科研研发基地，同时在常熟也建立了科学产业园基地，我们跟常熟的合作项目是苏虞生物医药产业园。

这两家基地是希望帮助创新型公司，包括国内外一些著名的医药公司，能够找到合适的落脚之地，能够真正把创新药从研发到销售整个的过程在苏州实现，这是包括生物纳米园的使命。

苏州纳微科技江必旺

苏州纳微科技江必旺：大家好！我是苏州纳微科技有限公司的江必旺。很高兴跟大家介绍公司情况，我们是最早落户在BioBAY的企业，因为我2006年回来，2007年就是第一家在BioBAY成立的公司。我们其实并不是做医药的公司，但是所有做生物医药的公司离不开我们。为什么？因为生物医药生产过程分为上游和下游两部分，上游基本上是发酵过程，下面是分离纯化。怎样从发酵的体系里提取药的高纯度成分，这个过程是整个生物医药成本最大的一块，成本占据到60%—80%。这块最关键的材料就是纳米微球，也叫分离介质，而我们公司主要的就是深化和产业化这块。大家知道生物医药的成本竞争不是传统的人力成本，就是下游的分离成本占到60%—80%，但是关键材料被美国GE垄断了，但我们把它做出来。非常感谢BioBAY庞总支持我们，我们在这边购买80亩地，准备在这边筹建，公司致力于把这个材料国产化去替代进口。

开拓药业童友之

开拓药业童友之：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好！相对来说，我们开拓药业是在BioBAY完全孵化做新药的企业，这方面跟和记黄埔有相似之处，因为他们也做新药，我们也做新药。但是他们是有很雄厚的资源支持，我们是从一个很小的，就是我和我的合伙人从美国回来，然后希望在中国把一个新药做起来。2009年我们进入BioBAY，现在已经有4年多，当中有很多艰苦的做新药的过程。但是我们也得到了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中央十二五的支持，我们走到今天这样，还能够有更巨大的梦想，就是能够往下走，能够希望在苏虞产业园有一个产业化过程。我不像他们[纳微]，他们已经落户，我们是希望落户，希望在社会资金的支持下，不仅把新药项目做好，也真正能够造福病人。

记者：庞总！现在有越来越多科技园区和孵化器，我们看到归国人才回来很多，但是面临产业化的时候都遭遇很多困难。BioBAY园区能够提供哪些跟其他园区不一样的服务？在这些措施的实施上有什么进展？

庞俊勇：任何产业的发展首先它有地域性，也就是说从我们生物纳米园包括苏虞产业园的发展规划来讲，我们希望吸引国内外好的医药公司都来落户。但是真正来讲，我们苏虞园的位置上，主要还是希望能够符合我们在苏州这样一个城市的定位。那么在长三角这样一个城市集群的发展定位。长三角区域本身就是中国医药产业发展最密集和最活跃的地方。所以我们从满足客户资源化角度来讲，我们首先考虑的就是能够为这个地区的这些项目能够提供富有竞争力地资源和位置。这个首先就是从资源的角度，我们要考虑能够实现生物医药产业化的需求。

在长三角，尤其是在上海和苏州这些周边地区，能满足实现生物医药产业化地区和需求的资源并不是很多。所以我们选择在常熟落户，也是看中了第一点这个地方是有生物医药产业所需要的资源。第二点当然是常熟是苏州的一部分，能够为公司提供有效服务，包括政府政务的透明度方面，都是非常符合企业需求。所以我们考察了周边的很多地方，最后决定在常熟建立苏虞产业园来实现生物医药产业化功能。

记者：站在生物医药的角度，如果他们想入驻BioBAY或者是苏虞生物园的话，他们有哪些优势是您比较看重的？

庞俊勇：我们希望打造一个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刚刚江总也说过，在生物医药产业集群不光光包括生物医药公司，也包括生物医药整个产业链相关的各个公司。所以对我们来讲，打造集群的时候就要考虑到把整个集群建设完整。这样的话，不仅仅是我们提供整个有效方便服务，而且产业集群自身会进行自身互动和发展。由此产生的自体的发展作用，会远远超出我们作为政府孵化器带来的能力。在生物纳米园入驻的400多家企业中已经体现出来。我相信江总包括童总在日常应该都是和园内企业做交流。大家首先会在技术层次有很多灵感出现，另外在企业运作的时候，大家也会形成很多合作方案。我知道江总跟园内的企业都有合作方案。整个集群打造，第一提供便利有效，第二产业自己的提升和互动，最后一个就是大家会延伸出很多的商业机会，能够帮助园内企业会更加快速地发展。

记者：庞总，刚才说到产业集群，形成完整集群之后他们自身会产生互动和发展。那么我想问的是在自身互动发展的过程中，园区会起什么样地作用？

庞俊勇：首先从BioBAY的定位来讲我们是一个孵化器，我们对自己的定位是一个服务提供商。我们希望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能够帮助企业顺利落户、发展、壮大，甚至是成功上市这些终极目标。做一个比喻来讲，实际上每一个企业在做商业发展的时候，他们是要聚集这些成功要素，我们可以把它看做是拼图。其实这些企业在创业，包括大的企业在做运营的时候，他们主要的拼图都是存在包括团队、技术、资金，还有包括创业者的一些产品，这些主要的拼图都在。但是实际上在整个拼图中通常缺少一部分，我们作为服务提供商，我们的责任就是按照每个企业不同要求，去把他缺的拼图补上，我的定位就是这样。但是每个企业不一样，很多生物医药的企业，包括我们园区吸引产业的时候，政府都经历一个从喜欢大企业到支持初创型企业，最近又回流到还是喜欢大企业这样的过程。在整个的过程里，作为孵化器，我们的功能、我们的假设、我们的服务在不断改变。BioBAY我认为我们相对做得比较好的地方，就是在于我们的改变是基于客户来的。我们会根据不同客户地要求，会把客户缺失的这部分补上，主要是服务功能。

记者：理解您的意思，非常核心的就是定制化，哪家客户缺什么您就提供什么这样的宗旨。作为一个管理型的企业，我想再问的问题是，根据每家不同客户不同需求，给客户提供需求的同时，您想打造一种怎样的自身文化的东西，让园区客户都感受到非直接、间接地隐藏在你的服务行为之后的那种文化的东西？

庞俊勇：BioBAY建园之初，我们就非常注重文化建设。当然文化建设还是基于我们作为服务提供商的角色。我们文化中有三个理念，一个是专业、第二个叫务实，还有第三个是热情。所以说这三个因素始终贯穿于公司文化建设中。但是它的核心我们还是强调是服务，以这样的文化去为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当然我们为客户提供服务的平台在不断完善和壮大。最早期，我们提供更多的是硬件化服务，包括我想各位来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包括一些技术平台、仪器平台，这些都是偏硬件地服务。我们希望园内企业顺利入驻，降低成本，然后比较顺利地运营。在后期的发展中，我们慢慢从硬件服务延伸到为客户提供价值。像今天这样一个会议是一种渠道，是一个宣传，不仅是宣传苏虞这个平台，更多地是通过这个平台让客户之间进行交流。所以在产业交流方面是非常重要。另外跟ChinaBio有扮演一个合作伙伴的关系，包括我们自己做的一些活动也在投融资角度，希望除了信息、技术交流以外，也为园内企业实现投融资桥梁搭建。投融资这些都是软件。将来我们还会更进一步提升，那个时候我们想打造成终极目标，就是能够自己去服务，自己延伸，自己去实现价值。到那个时候我们所做的工作，就是能够稍微推动一下，组织一下就可以。这是我们真正想实现的将来的终极目标。

记者：BioBAY目前有多少个孵化成熟的企业，可以考虑进入苏虞产业园发展？在企业转型化的过程中，考虑哪些因素或者是面临哪些挑战？

庞俊勇：BioBAY到现在，实际上我们的年龄也不大，差不多7年的历史，今年是第8年。生物医药产业真正要走到成功或者是产业化的阶段，需要十年以上的周期。我们在常熟苏虞产业园做的事情，实际上是我们与这些科技公司建立资源。苏虞产业园建设的时候，我们当时提出的是十年规划，我们并不急于把很多企业引进来，然后把我们有限资源用掉。我们希望先配置资源，然后能够有能力去满足生物纳米园，包括周边地区的创新型药物的产业化需求。对我们来讲这是公司战略。具体我们有多少家企业从生物纳米园走过来，并不是很重要，但是我们可以预见将来的趋势。

江总的纳微公司是我们第一家真正从纳米园孵化到产业化的公司，我们也相信纳微长足的发展会给后面所有进入的公司一个优秀榜样，也是成功榜样。

吴振平：刚刚问公司在做产业化的时候有哪些考虑。我现在是负责这块，和记黄埔从2002年开始走到现在已经十几年了，生物医药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走了十几年，产品才慢慢进入后期临床，我们目前面临的问题、也是我的主要责任就是负责产品产业化。从我的角度主要有几点，像我们公司在上海有一个研发团队，产业化的工艺、方法都是从研发机构出来的，所以跟研发团队的交流是否方便，这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我们之所以考虑苏州常熟，因为我们在上海，觉得这里离上海不远，交流的方便性是一个很大的吸引因素。像我今天早上从上海过来，一个半小时就到了。在苏州我们也有一个工厂，一旦有什么事，我从上海一个多小时就赶过来，然后处理完又可以马上回上海，非常方便，两个地方的团队交流也非常密切。

第二个因素就是这个地方的人才，对我来说成本其实不是那么重要，尤其在生产上。虽然我们现在的产品第一步是在中国市场，但是我们紧接着要进入欧美市场，我们两个项目都是和国际大公司合作的。在苏州生产的一个药物是抗癌药，是索凡替尼，是跟美国礼来公司合作，所以我们的工厂是按照礼来标准。不光是满足中国的GMP，还要满足美国的GMP，我们需要很高水平的团队。因此很大的问题是能不能招到高水平的人才，还有招了高水平的人才后能不能留住他，当地有没有这样的气候和环境。我们在苏州的第一个工厂发现招这些人才还是比较顺利，虽然遇到一点困难，但是总体来说还是招到了需要的人才，而且我们的产品标准也是非常高，得到了礼来认可。所以苏州有这样的条件，也是我们当初考虑的重要因素。

我就谈这两点。

江必旺：我补充两点。其实刚才新浪网记者也提到一个，我可以补充一下我自己在BioBAY的感受。我是第一家入驻BioBAY的公司，2007年当时刚进去的时候，周围都是工地，基本上就是两、三幢楼，跟出租车说去BioBAY，根本就不知道怎么走。通过这几年大家可以看到氛围已经非常好了。现在表面的不管是酒店、餐饮都非常好，入驻了几百家的企业，这是硬件的。我觉得BioBAY最大的特色就是里面的文化氛围非常好，包括我们童总还有很多在这里面创业的这些公司，绝大多数都是从国外回来的。我们有共同语言，因为要形成氛围互相交流就非常重要，创业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大家互相鼓励，在交流的过程中会互相帮助，解决一些问题就能撞出一些火花。我在北京、上海、深圳都待过，但是能够这么紧密地交流的企业非常少，因为我这个企业是做生物医药分离的材料，我跟BioBAY至少有十几、二十家企业交流，他们一方面是我的客户，另外一方面是我的朋友。我的产品产业化了，能够降低这些企业的成本，同时能帮助提高他们分离纯化的技术，我也会直接帮助他们做分离纯化的培训。他们有什么问题反馈给我，我也会比较快地答复，这也促进我产品的发展。我觉得文化是非常重要的，硬件条件很多地方都可以提供，但是软的环境真的很难找到。

这是我的理解，不知道适不适合你所说的文化。

记者：非常感谢！您刚才说硬件上对很多园区来讲，只要花点工夫，出点钱是比较容易，但是软的环境比较难能可贵。我想进一步地问一个问题，您作为园区的一位客户，从客户的角度来讲，您所感受的，从您这个角度感受到的，园区主动提供了什么样的东西，让您感觉到这里形成了一个积极地适合您的文化？

江必旺：从我自己直接的感受来说，当时我2006年从美国回来，是先在深圳创办这家公司。后来因为深圳跟北京、上海非常类似，就是非常拥挤，当公司要快速发展的时候，很难有地盘扩展。当时BioBAY刚刚成立，我一来就帮我解决了厂房问题。一开始就给我一桩独幢楼，其实刚开始最早的时候还不需要这幢楼，但是我刚开始三年是以每年需要增加一层楼的速度在增长，在深圳时每半年就要找一个新的地方要不然没办法满足生产和办公的需求。这是非常踏实的，BioBAY考虑很周到。还有一点就是当时最早期进去，BioBAY要创造一个氛围就是BioBAY是好的地方，因此BioBAY帮我们出钱制作非常大、非常漂亮的公司LOGO。很多新的客户进来，他一般会看到那个LOGO是非常大的公司感觉，其实那个时候我们是很小的公司。而且每次带新的客户来到我们公司参观，我们正好也为这些公司能够提供服务。通过我引进来的公司也不少。因为有上下游的配合，对大家都是互惠互利的，这是一方面。

另外从大的方面来说，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BioBAY经常举办一些活动，把这些人凝聚在一块互相交流，这很重要。包括设立的餐厅BioBAYBioBAYCafe等都是为了方便交流沟通。随着我们公司发展，比如说我这幢楼不够了，建厂房也来不及，他们也帮我们去找，就是能够临时给我们过渡的一、两年的厂房，让我们渡过困难的时期。刚刚有位记者也提出来，从产业化到大规模生产，中间有一个很大的环节，也叫中试阶段，或者是小市场，这是非常困难的时候。为什么？产品做出来了，有市场需求，但是这时候没有工厂，也没有足够的资金，没有生产，这个时候企业很难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BioBAY就提供了很好的帮助。所以从我自己亲身体会来讲，是这种感觉。

童友之：从我们新药研发企业来说，我们从开始就是很穷的一家公司，在抚育过程中有很多艰难的路要走。所以在这里更多地是在整个成长过程中，对BioBAY有一种感情，在将来选择的过程中，还是相信BioBAY会很好地帮助。因为在融资等过程中，BioBAY能够给予很多帮助使公司生存下来。BioBAY在苏虞建立产业园区，也是充分考虑到我们小企业成长之后的需要。当然类似于我们这样的企业在BioBAY还有不少，都是海归回来组建的一些企业。将来在选择要来落户和产业化的地方，我想还是有很多企业会考虑到曾经在BioBAY得到的很多帮助。无论是员工，苏虞产业园里面的很多员工，我们以前也打过交道。我们也认同他们的文化，也认可以后企业在这当中落户的关联性等很多。所以这里面有很多复杂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们不能像和记黄埔说我们不考虑任何的。我们钱是一个问题，但是在选择过程中也是很艰难地选择，还有对BioBAY感情认同等方面，这是我小企业成长过程中的体验。

江必旺：我是第一个进驻苏虞产业园，也是第一个进驻BioBAY。为什么？海归回来创业技术上肯定很强，但是其他方面的能力是不行的，包括跟政府打交道、要进厂房产业化，这不是我们擅长的。为什么我会选择苏虞产业园？我考虑首先这些服务团队跟我们很熟悉了，我找另外一个地方，最头痛的是要跟政府的各个部门重新打交道，第一个我不感兴趣，第二个我没有这么多的精力。按我来苏虞就像以前在BioBAY一样，他们都能给我提供服务，这是我考虑的最重要的因素。

记者：吴总，您好。我知道和记黄埔集技术与资本于一身的生物医药企业，在短短十年成为了国内顶尖的CMO组织。能否跟初小型企业分享一下价值以及这十余年来的收获？

吴振平：我想澄清一下，我们不是CMO，我们是要把新药推向市场，但是我们这十年确实成长很多。2002年我们进入张江的时候就是拿了3000万美元出来要办这样的公司。那时候的理念是要在中国做新药，要创新。十几年前这个概念很少，现在大家都知道要做创新型企业，要做新药，现在成气候了。那个时候起步早，所以我们公司目前在国内在创新药研发方面，我们是处于比较领先的企业之一。您刚才问这些年我们走过来有些什么体会和收获。在中国创新药体会之一就是它是一个艰难过程，时间非常长，资金投入非常大。资金就不谈了，虽然李嘉诚先生资金雄厚，但是他也不是说这个钱就随便花，每次追加预算都要做很多解释，为什么需要钱。关键是我们到现在还没有赚钱，所以很难不赚钱还跟他要钱。所以这是一个很艰苦的过程。有这样一个大公司在后面做后盾是很有力地因素，但是我们碰上这样一个好时机，就是国家现在重视医药研发，要是没有这个机会我们很难想像走到现在这个样子。先不说存不存在，不可能公司这么兴旺。现在确实是碰上了好机会，我们能把产品推到现在，确实是碰到中国医药发展这样的大环境。这里面有很多感受很深的，为什么中国这样一个大环境对我们很重要。

第一个是各级政府对我们很支持，因为政府都重视创新和研发，所以他们希望我们这样的企业成功。我们的成功能够起到一个带动作用，我们在中国能够从无到有建设成为这样一个公司，这不光是和记黄埔的光荣，也是整个国家的光荣。而且希望中国不光有这样一家公司，会有千千万万的像另外两位老总这样的公司，都做得非常成功。所以我们有什么问题，只要到园区去，包括上海、苏州的，他们都会帮助我们解决。最初我们是一个鸡蛋，希望把它孵成小鸡，希望小鸡长大能够下蛋，这样就成了。我们现在还没有下蛋，但是在蛋长成小鸡的时候非常困难，温度要对，各方面环境要对才能长大，才能成长。所以我们除了有李嘉诚的帮助，政府的帮助也不能少。在资金上，这么多年政府在资金上也给我们帮助不少。当然这不是钱的问题，而是我们觉得政府对我们的项目感兴趣，他们参与进来。所以我们现在十几个项目绝大部分都拿到了政府的支持，这也是非常体现政府对我们企业的认可。当然我们自己也做了一些工作，我们这些项目得到了一些大的企业的认可，包括阿斯利康，礼来等。这些大公司认可我们，中国政府也就更容易认可我们了。政府的支持是方方面面的，我们走到今天跟这一条非常关键。

还有一个在中国做药比较深的体会。我以前是在美国做药的，我2008年回国做药，我太太不理解。我回来以后感受很强的，就是我去教中国孩子做药很有意义，中国人很聪明，也很勤奋，我相信教他们做药，比我在美国教美国孩子做药更有意义。回来这么多年我感触很深，虽然他们不懂做药，但是他们化学、生物这些做药的基本学科基础知识在那里，但是他们不知道把知识怎样用到制药里面。虽然他[中国人才]没做过药，但是一点就通了，而且很多想法很新意，就是他很有激情，很努力。我在美国那么多年没有这种感觉，就是他[中国人才]把这些东西当成挑战，花全身的精力来做，这也是优势。中国的人才优势不可否认，虽然中国缺乏高端人才，有国外经验的人才，但是海归越来越多，中国本土人才的聪明才智也是很大的财富。

记者：吴总，什么时候能够见到和记黄埔的产品？什么时候有真正的产品出来？另外我想问一下之前与雀巢合作的中药研发的项目，进展怎么样？

吴振平：大家知道新药推向市场有很长的过程。先要做试管里面的试验，然后在动物身上做试验，然后在人身上做三期试验。但是我们和记黄埔现在每次跟李先生汇报的时候，用国外的话说就是隧道里面看到曙光了。我们现在有些药马上进入三期了，早期的临床试验，我们的药有两方面，一个是抗癌药，一个是免疫系统药。这两块我们有产品已经在三期，或者是马上进入三期了。三期临床完了以后就是进入市场，这是为什么我们开始讨论产业化问题。在苏州建设抗癌工厂，就是礼来那个项目，那个项目是抗癌药。那个药在一期用人来做，我们就看到很好疗效。所以医院里面的医生和病人对这个药都非常激动。我们在一期的时候收了20几个病人，发现大部分病人的癌症明显缩小，就是肿瘤明显缩小所以病人非常高兴，生活质量也高了。所以我们马上进入二期，也是礼来为什么决定投钱。二期临床正在做，我们在二期之前也做了一期，就是肠癌做完做胃癌。肠癌二期马上快结束了，但是三期临床我们马上开始。预计三期一年就可以做完，因为中国做药前期做药比较慢，审批比较慢。一旦拿到审批到医院里面找病人非常快，刚才说的二期预计12月收完病人，结果2个月就收完，所以非常快。预计这个抗癌药是在2016年递交我们的新药申请。这是我们现在的计划，最后能不能实现这些计划还有很多别的因素，所以这是我们抗癌方面的。

还有植物药方面，我们免疫有植物药也有化药，这是跟雀巢合作的。植物药是去年4月份开始的三期临床，但是最近大家也看到报告，我们进行了一个中期分析，希望在三期临床没有结束之前看看这个结果，看看临床设计有没有问题，就不至于等于到三期完了发现浪费了时间和资源。三期做了我们发现需要做一些调整，虽然经过调整以后看结果很好，但是临床得重新来。所以我们的计划是根据现在资料的情况，我们500多病人的资料，我们跟这些资料学到很多东西，会根据这些东西重新设计产品，重新开始。我们希望临床尽快启动，所以这个药再做三期还要两、三年以后，这两个是最走在前面的，后面我们还有一系列药也会陆续上市。我们这些产品都是抗癌的，针对中国的癌症。大家知道中国的癌症确实是非常大的问题，癌症病人越来越多，我们特别是针对中国常见癌症，胃癌、肺癌、肝癌，基本上每一个中国大的癌症我们都有药在研究，我们是希望最后这些产品在临床上有效，最后进入市场。

记者：我想问一下童总，开拓有一个高素质的研发团队，试验平台来保证新药研发的推进。我想知道成果产业化都是非常难的问题，您有何体会？还有产业化以后需要政府的哪些政策支持？

童友之：我们过去5年都是在药物临床开发阶段，去年递交了第一个临床申请，我们现在在一期临床的过程，当然也在考虑产业化过程。实际上在国外来说，一个研发公司不需要这么早开始考虑产业化，因为中国还是有政策不同，它是希望你在三期临床试验过程中，自己的公司，将来生产批件才会落实到你们公司。对一个像我们这样的企业，还是在布局整个新药研发链的时候，因为我们后面还有好几个药在开发过程中，其实过早地做产业化布局，对我们这种小公司而言，我个人认为不是理想状态。因为我们可以把更多资金花在做临床发展过程中，而不是产业化，所以小公司资源非常有限。但是有的事情不得不考虑在前面。因为我们做为新药研发的企业，我们大的梦想就是并不想始终做一个研发型企业，还是希望能够通过临床推动，带动公司整个后续项目的发展，也希望把公司从研发型企业变成将来会有产品上市。当然这个过程非常漫长，我想和记黄埔从2002年到现在2014年十二年的历史，我们是2011年开始，这个时间也是非常漫长，但是也是赶上国家非常好的机遇时间。就我目前的感觉来说，因为我们生存的处境不一样，我们是一些海归回来完全创业的企业。我们在探索将来产业化前景的时候，我也确实看了其他的园区，国家各方面的政策。我们还是希望在将来产业化得到支持。

但是我觉得我们国家包括地方政府，对像这种比较小的创新企业的支持，很多政策还是偏向于孵化政策。包括前两天有其他的创业园找我们到哪里创业，我们谈了一下我们的状况，他反而倒给我一个建议，你们不需要把临床的项目搬到我们这儿。就把研发的项目搬到我们这里，我们反而通过这个给你更多支持，倒不是你走到前面的项目给你更多支持，反而是研发项目我们更多支持。他们反而是对一个完全从国外刚回来的企业支持力度最大，不是未来企业往前走的时候有什么力度。这是目前地方政府在支持当中有一些脱节，国家的政策一直持续，包括十二五政策，对临床前和临床一、二期项目都有支持。但是国家政策支持对我们企业有一个不一样的感觉，就是它有滞后性。我们2010年拿到国家十二五第一批支持，当时我们是成立最短时间，最小公司拿到十二五支持，国家给了我们500万。但是2012年夏天我拿到这个钱，国家的钱应该是从2011—2013年的交账三年中有交付过程，但是实际得到钱是一年半以后的事情。作为小公司，你要把项目推动要靠其他资金推动。国家虽然说，一旦产业化会对我们的一期、二期进行支持，但是支持不会在这期间体现出来。现在很多地方的创业园的政策，也是有一定的早期性，这也是为什么苏虞产业园在这里，我认为是想得比较早的，我们尽早开始有一个产业化过程，因为整个BioBAY在孵化方面是做得非常有品牌的一个园区。但是你说将来这个过程到底怎么走，我觉得很多体会是过程在往前走，边走边有更多体会，我们要谈的就是一个初步的，可以在这方面迈步的前面考虑。

江必旺：刚刚童总说了，确实我们国家和地方政府，对刚创立的公司刚研发的项目多支持，但是一般很多情况下引进以后支持完了以后，后面反而是你真正能大规模生产，反而后面支持的力度在很多产业园就越来越少，就是后续支持越来越少了。

吴振平：我的感觉有点不一样，也许我主要在上海那边，上海那边他们还是非常重视产业化。在上海他们有一个概念，就是说我在这里建了很多研发公司，希望它产业化以后也留在上海。所以上海市政府专门有一笔经费拿来扶持企业产业化，希望企业产业化留在上海。当然这个企业到底要不要留在上海企业有其他的考虑，但是至少上海市有这样的尝试，他们有一笔经费专门支持企业产业化，希望企业最后产业化的时候，也把落地到上海。

记者：我想问一个相对比较热门专业一点的问题。现在做生物医药这块，各个大会上都提个体化治疗和个性化治疗。我想问一下在座的对目前谈得比较火热的基因测序和个体化治疗有什么看法？

童友之：我简单说一下。个性化治疗是很好，如果能知道它的基因情况或者是什么情况。但是我也觉得个性化治疗要有很多药物选择，不管是中国还是国外，我认为这方面都差得很远。大家都知道发展一个药进入市场很难，无论是靶向或者是什么程度，每个人的身体表达都不同。真正有选择的就是有一些方面有药物选择，也不一定说那个药物选择就那么广泛让你选。个性化的时候，可能还是在很多基因层面上的问题解决了，那必然要在方法要有考量的时候，才会达到个性化治疗满意的结果，这不是光是概念的问题。

吴振平：我同意童总的看法。我觉得这是一个趋势，就是个性化治疗。但是现在知识还是非常有限。正因为它现在处于初级阶段，所以它发展空间很大。和记黄埔确实也已经在这上面做工作，我举一个例子就是癌症。癌症最老的方法，在中国大部分还是这个方法，就是一些细胞毒的抗癌药，大家知道这个毒性很大，什么细胞都杀掉，最后癌症杀死别的细胞也杀死，所以毒性很大。最近十几年有靶向抗癌药，大概目前有上百亿的销售额。但是靶向性抗癌药不是针对个体。我可以举例子就是肺癌，你可以靶向性治疗，但是它是这里面的一个基因，一个通道。只是对某一个变异蛋白有作用，但是如果你不去测序，所有的肺癌病人吃这个药那就没有用。所以首先要看这个基因是否有变异，这样病人吃了才有效果。你不管青红皂白给他吃，你就耽误了他的时间。第二个经济上造成了很大负担，花很多钱吃了这个药没有效。第三个这个药吃了有副作用，不但没有减轻病情，反而把别的地方加重了。所以这肯定是一个领域，而且现在发展非常快。我今年去开了美国肿瘤临床的会议，这是美国最大的学术会议，它讨论的题目就是“癌症的治疗”。癌症确实复杂，它有很多很多通道，往往某个时间你堵住某一个通道有效果，但是癌症非常顽强，这个通道堵死，另外一个通道出来，你又要找另外办法堵它。所以以后我觉得，当然现在还是一个预测，就是癌症病人到时候都要做基因测序，就会知道它这个癌症是哪个基因变异造成，哪几个通道跟它有关，如果几个通道都有，那就要几个药都要用。首先你要知道这个通道跟他有关系，第二个你要知道有堵塞这个通道的药，然后几个药一起用。如果到了有一天真能做成这样，癌症就成了慢性病。虽然癌症很顽强，但是在变异的过程中你也跟踪它，就像洪水一样，这里漏了这里补，这样的话病人可以维持相当长时间，就不是判死刑的，就变成了慢性病。这是一个美好的愿望，科学发展到这一步我们认为也是有希望，所以这也在国际上非常热门。但是需要很多领域同时发展，包括基因测序、新药开发，这样才会达到它的效果。

记者：我想问一下，在抗癌新的药物研发领域里面，中国跟国际水平现在是什么样的位置关系？

吴振平：总体来说，我们还是有一点滞后，这也不奇怪，因为我们起步晚，但是有两块。一个是我们研究的公司，企业还是相对比较少，跟美国、欧洲相比。虽然有小的企业起步，但是从总的数量来说，远远比不上美国和西方。第二个是从做的课题方面，因为我们很多企业都是小的企业，我们还没有能力做全新的课题。我们很多企业都是做一些Me—too和Me—Better，就是做一些改良，但是没有企业说我做全世界第一个药。当然我们和记黄埔也在尝试，我们的抗癌药分两种，有一种叫索凡替尼，已经确认了靶点，这类药是已经知道可以治疗癌症的，在国外已经被证明了的。我们公司为什么做这个？第一个它风险比较小，而且它进入市场比较快，我们觉得我们要做这样的项目来降低风险。包括跟礼来合作的，这个药国外已经有了，但是我们做这个也不是盲目做。第一个我们希望要比现有市场的好，现有市场有一些弱点，我们希望绕过这些绕点，很有可能比他疗效好，活性好，选择性好，我们临床也是发现这样的问题，所以跟礼来合作首先是把中国市场打开，一旦中国临床证明这个药比国外市场好的话，礼来就把这个药拿到国际市场上去，在国际上也有竞争力。做这个药的第二个目的就是造福中国病人，虽然这些药在国外已经有，但是中国不一定有。因为国外的企业不一定对中国的癌症感兴趣，像中国的肝癌，所以跨国企业不会研究中国的癌症药。我们现在有一个项目就是鼻咽癌，这在中国南方发病率非常高，但是国外没有。还有做这种药的好处是，有一些进口药国外已经有但是费用非常高，一个疗程下来几十万，这对病人和家属负担非常大，一个疗程下来差不多倾家荡产。所以我们希望在中国定价比进口药低很多，这样就可以惠及更多病人，这是我们做的一块。

在做这一块的同时，我们也做高风险的药。我们现在有一些项目，我们认为在国际上是比较领先的。比如说我们和阿斯利康的C-met的药，这种C-met的高表达发现在病人身上都有。比如说现在发现肺癌20—30%，胃癌有多少，就是这个基因会高表达，我们现在证明只要是这个基因高表达吃我们这个药就有效，没有表达吃我们这个药过没有效。这个药我们目前走在最前面，还没有哪个药做得比我们好，所以阿斯利康进来和我们做研发。我们在中国研发，他们在美国做研发。我们现在在中国做一期研发，可能二期我们就会以孤儿药在中国上市。我们发现一种肾癌在全球没有药，虽然这个人数不多，只占肾癌里面的15%，这个没有药。我们发现一期有6个病人4个病人有效，如果二期重复这个结果，很有可能美国根据我们二期数据批过来，也许很快就能进入市场，这个药是一个靶向性和个体化的，它一定是C-met的这个蛋白有高表达，所以两方面我们都做。只要中国的企业越来越多，赶超英、美还是有可能的，毕竟我们国家很重视。